摘要：这种普遍法益以保护社会体制或者对体制的信赖为基调，相对于保护个人财产更侧重于保护资本市场免受破坏，相对于防止个人身体侵害更侧重于保护国民健康免遭危殆。 ...

正如章永乐观察的那样，当下中国的古典复兴热潮一方面由于中国崛起之后带来的文化自信，这就好比一个人穷的时候埋怨出身条件，但富裕之后，却热衷于修家谱，垒坟圈，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仅仅具有符号层面的功能，而并不是一种安顿心灵的意义世界。

但由此也造成了法理学之学科定位和实践功能等方面的危机。但如果法理学不能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对应起来，那么法理学如何可能实现本土化？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理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又如何可能？ 再次是对传统的法理学与部门法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命题的质疑。

通常，我们用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这对概念来称呼这两种描述之间的区别。摘要：法理学的学科自主性面临着科学性不足、缺乏实践性和相对于部门法的冗余性等批评，那种传统的法理学指导部门法教义学和法律实践的模式正面临危机。更何况，如果后设法理学是科学的，那么为什么后设法理学领域仍然学派林立，众说纷纭，既无法通过符应模式被验证，而且各种学说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也很难符合原则基础上之体系的要求从而强硬地验证自身的科学性。所以，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通过证明法理学研究对司法裁判有用进而证明法理学是实践的，而是去追问，法理学研究这种实践的存在，对法律系统而言意味着什么？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发现哪怕法理学研究对司法裁判实践并无直接的实质性贡献，这仍然丝毫不能减损法理学研究在法律系统中的重要性。此种在法律系统整体性实践的语境下反思法理学的功能与定位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的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范畴。

于是，关于法理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不足的指责便出现了。还有，法理学是实践性的吗？法理学当然是实践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刑法对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是不明确的，由此带来共犯论建构上的法律障碍。

如前所述，贝林在其早期认为共犯在广义上也是属于构成要件类型的行为。对此，我曾经指出: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绑架罪属于特别法，非法拘禁罪属于普通法。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指使、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或者精神病人实施犯罪，在刑法理论上称之为间接正犯或间接的实行犯。只有采用阶层共犯论，才能更为清晰地对相关案件中涉及的共犯认定问题作出深入的法理论证。

例如日本学者大塚仁将构成要件分为基本的构成要件和被修正的构成要件，指出:在刑法各本条和各种刑罚法规中，被具体规定着的构成要件称为基本的构成要件。对合犯罪论是苏俄学者创立的一种独特的犯罪论体系，它将犯罪成立条件区分为四个要件，这就是: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

共同犯罪只是创造了责任的特殊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夏锡仁的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属于刑法理论上的受托杀人行为。就我国刑法采用极端从属程度而言，间接正犯的范围是较为宽泛的，在与采用限制从属形式的日本对比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差别。修正的构成要件理论，涉及共犯的体系地位问题。

近年来，我国少数学者明确主张采用一元参与体系。因为郭永杭是在高海明伙同他人将被害人劫持以后才对被害人看管的，如果郭永杭是非法拘禁罪的单独正犯，则其非法拘禁的实行行为是不完整的，令其对高海明的劫持被害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就缺乏足够的法理根据。在苏俄学界曾经讨论过正犯与共犯的关系，主要是共犯从属性理论，但最终受到批判。间接正犯不属于共同犯罪的范畴。

这个案例由于属于审判工作中遇见的典型问题，因而在审判长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迈耶扩张了构成要件相符性，认为凡是对构成要件的实现给予了因果条件者，全部是实行，都应当是正犯。

在阶层犯罪论产生以 后，共犯理论就与阶层理论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其中，因果共犯论对应于构成要件阶层;不法共犯论对应于违法性阶层，责任共犯论对应于有责性阶层。

修正惹起说则认为共犯不具有独立于正犯的违法性，共犯对于正犯的违法性具有从属性。但这一结论实际上是以犯罪共同说为前提的，而如果采用行为共同说，即只要具有共同行为就成立共犯，则这个案件就会得出属于共同正犯而非间接正犯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从阶层犯罪论到阶层共犯论的发展。这种整体分析方法，造就了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对合性特征，并区分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阶层性。违法的连带性认为在正犯与共犯关系中，只有正犯才具有违法性，而共犯的违法性来自于正犯，这就是所谓违法性的连带性。同时，苏俄学者的否定共犯从属性的前提下讨论共犯与正犯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共犯促进了正犯行为的实施作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又与德日刑法教义学中坚持共犯违法的独立性的纯粹惹起说较为接近。

一天，其女(时龄12周岁)前来刘某住处，刘某指使其女用家中的鼠药毒杀金某。故此，日本学者高桥则夫教授指出:在日本，这是一个共犯从属性问题。

笔者倾向于将共犯理论从构成要件中独立出来，确定为犯罪特殊形态，在此基础上充分展开对共犯的研究。根据这一规定，在《苏俄刑法典》中，共犯与正犯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参与犯罪实施者，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共同犯罪理论，就没有必要再论及共犯对正犯的从属性问题。

应当指出，苏俄刑法中的共犯论之所以否定正犯对于共犯的从属性，除了和对合犯罪论具有关联以外，还与《苏俄刑法典》关于共犯的规定存在一定的联系。共犯并不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因此它的处罚根据在于刑法总则的规定。

对于本案中夏锡仁的行为，判决书认定为帮助自杀，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我国学者提出的共犯二重性说，区别于德日刑法教义学中的从属性说和独立性说。违法共犯论是以违法性为基础的一种共犯处罚根据论，它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促使正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并且违法的行为。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与实行犯一样都是共犯。

在构成要件上的法益对共犯而言受到保护的情况下，虽然缺乏正犯行为，也会导致处罚共犯。例如，在高海明绑架、郭永杭非法拘禁案中，被告人高海明伙同他人以做生意为名，将与其并无经济纠纷的三个被害人骗至某地加以劫持，对此构成绑架罪没有问题。

因此，正犯与共犯的 区分是以限制的正犯概念为逻辑基础的，由此推导出的命题是: 刑法分则是以规定正犯的实行行为为 标本的。由此可见，正犯与共犯的区分观念，对于相关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因此，对高海明定绑架罪，对郭永杭定非法拘禁罪，这一最终的定罪结果是正确的。而对合犯罪论，以主客观相统一为中心建立的犯罪论，对于共同 犯罪的阐述也只能是从共同犯罪行为和共同犯罪故意这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不能充分发展出深入和 复杂的共犯理论。

第三，其不同的刑罚仅仅在同一法定刑内部才具有正当性。建立在对合犯罪论基础之上的共犯论具有对合性，可以说是一种对合的共犯论。伍柳村教授明确提出了教唆犯的二重性命题，这里的二重性是指从属性和独立性相统一的二重性。否则，就不能构成共同犯罪。

正如小野清一郎指出，这是把贝林早期的比较含混的类型性构成要件概念再用条件说的因果关系概念进一步加以扩张的结果。因此，主观主义共犯理论虽然区分正犯与共犯，但对其采 取同一处罚原则，因而使正犯与共犯区分的意义大为降低。

在德日刑法教义学中，共犯论是最为复杂的理论领域，也是各种学说争论最为激烈的学说阵地。因此，在共犯理论中真正需要研究的是共犯处罚的解释论根据。

另一方面，责任共犯论采用了诱使正犯堕落这样充满伦理色彩的用语，表明其具有道义刑法观的产物，而与现代法益刑法观格格不入。这就是所谓参与自杀罪。